結果今天就在蘋果日報的論壇中讀到這麼一篇文章，由六四民運領袖王丹（當年也是個在會場主導全局的清純大學生）所撰，強烈批評了傅教授對於老鄧在八九民運當中的論斷。我把全文轉貼於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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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高義為共產黨著想令人吃驚（王丹）
哈佛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權威傅高義教授，最近在台灣發行了《鄧小平》一書的中文版，並針對鄧小平的歷史評價問題發表了不少見解。傅高義長期鑽研中國問題，其觀點自有獨到之處，但是也有一些觀點在我來看是錯誤得離譜，充分反映出部分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的誤區所在。
傅高義的觀點中最為我所不能同意的是，針對鄧小平做出開槍鎮壓民運的決策，傅高義充滿同情和理解，他認為「如果換位思考，著眼中國的統一和中共統治基礎，當時已經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。」、「現在看來，做出這樣的判斷可能是對的，尤其是對當時的中國而言。」我認為，這個定論有悖於基本事實，是一廂情願地為共產黨著想的判斷。
1989年數千名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，引發全國性的民主運動，難道當時的執政當局除了開槍鎮壓，真的沒有別的解決辦法嗎？當然不是！首先，學生提出打倒官倒、剷除腐敗，這是正當合理的要求；學生絕食，佔領廣場，所提的要求無非兩條：一是與政府對話；二是修改「四二六」社論，這根本不是什麼政府做不到的事情。
1989年數千名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，引發全國性的民主運動，難道當時的執政當局除了開槍鎮壓，真的沒有別的解決辦法嗎？當然不是！首先，學生提出打倒官倒、剷除腐敗，這是正當合理的要求；學生絕食，佔領廣場，所提的要求無非兩條：一是與政府對話；二是修改「四二六」社論，這根本不是什麼政府做不到的事情。
站在專制者立場
如果當局宣布接受學生的兩個條件，學生自然沒有理由繼續絕食，事態就會平息，這難道不是解決問題的選項之一嗎？這難道不是「更好的辦法」嗎？也許傅教授認為，中共不可能做出讓步，所以這不是現實的選項。但是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，實際上已經準備採取緩和的方式，部分接受學生的要求了，所以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只是後來鄧小平、李鵬發動政變，迫使趙紫陽下台，這個可能性才破滅的。顯然事情並不是傅教授說的「當時已經沒有更好的辦法」，事實是，更好的辦法被拒絕，才導致了最後的悲劇。而這個拒絕者，就是傅教授充滿尊敬的鄧小平本人。傅高義的看法，是顛倒是非的看法。
傅高義對鄧小平的評價，其實反映了部分西方中國問題專家的誤區。他們不是站在是非曲直的立場上，不是以普世價值為判斷的思想基礎；相反，他們內心中，是站在一黨專制的執政者立場上，為對方著想。傅教授所說的「換位思考」，就是很直接的表達。這是令我非常吃驚的。
我在哈佛念書的時候，與傅高義教授有過很多接觸。這一次他撰寫《鄧小平》，也專門找過我進行採訪，說起來我應當叫他老師。
傅高義對鄧小平的評價，其實反映了部分西方中國問題專家的誤區。他們不是站在是非曲直的立場上，不是以普世價值為判斷的思想基礎；相反，他們內心中，是站在一黨專制的執政者立場上，為對方著想。傅教授所說的「換位思考」，就是很直接的表達。這是令我非常吃驚的。
我在哈佛念書的時候，與傅高義教授有過很多接觸。這一次他撰寫《鄧小平》，也專門找過我進行採訪，說起來我應當叫他老師。
應著眼生命價值
但是有一句古話，叫做「吾愛吾師，吾更愛真理。」因此，我不能不公開質疑傅高義教授的治學立場：如果「著眼於中國的統一和中共統治基礎」，開槍鎮壓就是正確的決策的話，那麼，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譴責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呢？希特勒也說他的所作所為是為了德國的崛起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很想問問傅教授：作為一個西方的學者，是什麼使得你做判斷的時候，不去著眼人的生命的價值，反而去著眼極權者的統治基礎呢？
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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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沒有讀過這本書，畢竟如此龐大的書籍，既不想購買，更無力在書店當中直接閱讀。但如果真如王丹所言，傅教授在書中一力「合理化」六四屠殺的血腥事實，那麼這本書的閱讀價值將大大降低。我堅信一點：任何執政者，在任何情況下，都不可以透過屠殺、迫害、羞辱的手段對付異議份子，如果傅教授認為中共在八九年的行為是無可奈何之舉」的話，那麼緬甸軍政府屠殺市民、僧侶的舉動也可以是為當然，再進一步，翁山蘇姬的抗爭就會變得毫無價值，而諾貝爾獎也不應頒與和平獎項-傅教授是否反對翁山蘇姬、甚至劉曉波獲獎呢？給予屠殺者理由，就是拓展獨裁者的勢力。很難想像，這樣的立場，竟然會是一位在最民主國家任教的大學教授所提出。
